司马迁评论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说：“约其辞文，去其烦重，以制义法，王道备，人事浃。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，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。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”（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）班固也对当时的史籍做出如下评论： “有所褒讳贬损，不可书见，口授弟子，弟子退而异言。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，以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作传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春秋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，有威权势力，其事实皆形于传，是以隐其书而不宣，所以免时难也。及末世口说流行，故有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》、《邹》、《夹》之传。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论》）由此可见，即使是头号圣人孔丘先生所作的《春秋》，对于有“威权势力”者的所作所为，只能用口头传授的方式，由师傅传给弟子，再由弟子往下传。靠这种口头传授的方式，势必使史事失实或传出几种说法，结果为后世的史家、学者带来很大的麻烦。
崔杼只是一朝的大臣，就可以滥杀史官，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老爷，杀起史官来就更不在话下。继崔杼之后，两眼盯着史官，动辄审查、篡改史书的皇帝、权臣不乏其人。
东汉的班固，就险些被皇帝杀掉。班固之父班彪为续《史记》而著有《史记后传》数十篇，班彪死后，班固回到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东北）家乡，整理老父遗留的史稿，立志完成父亲的遗业。不料后来有人上书告密，说他私修国史。明帝刘庄即令逮捕班固，并将他父子的史稿全部没收。班固的弟弟班超为救老哥，随后赶到洛阳，上书陈述班固著书的用意。刘庄原以为班氏父子的史稿中可能记录了皇帝的丑恶之事，但亲自审查之后，觉得内容并无违碍，而且文笔极佳。于是便下令释放班固，并任他为兰台令史，参预编修国史。假如没有班超上书援救，而史稿中又有犯忌之处，班固即使不被砍头，恐怕也要在监狱里长期安家。
东晋中叶，大司马桓温专权，视皇帝为傀儡。桓温自恃威势，素有篡位称帝之心，曾抚枕慨叹：“男儿不能流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！”海西公太和四年（369 年），桓温率步骑兵5万北伐前燕，在枋头（今河南省淇县东南），遭燕军突袭，晋军大败，死伤3万余人。桓温南征北战，屡建大功，这是他军事生涯中一次最大的败仗。在他的手下做参军的孙盛，博学多才，曾做过著作佐郎，写了一部晋代史书，取名《晋阳秋》，当时被称作良史。《晋阳秋》一书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在枋头吃败仗的经过。桓温这时权势正隆，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，立司马昱为帝（简文帝），紧锣密鼓地为篡位做准备。他看罢此书，大为恼怒，孙盛已告老还乡，他便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：“枋头一战固然失利，但决不像你父亲所写得那样。如果这部史书得以流传，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。”意即要是不改，我将杀你全家。
孙潜连忙叩头谢罪，说一定请父亲删改。哪知孙盛生性强直，不畏权贵，不但不接受儿子的请求，还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。诸子见老爹如此强硬，都跪在他面前叩头哭泣，求他为一家百余口人的性命着想，删改《晋阳秋》。孙盛更怒，又大发了一顿脾气。儿子们见劝说无效，便瞒着老爹，把书中犯忌之处偷偷做了删改。
一场灭门大祸终于得免，而桓温也如愿以偿地掩盖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。哪知孙盛早有预见，事先将《晋阳秋》的定本抄写了两部，寄往前燕收藏。后来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广求异闻，从辽东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，桓温篡改历史的企图终于未能得逞。
前秦皇帝苻坚，其父苻雄早亡，其母苟太后年轻寡居，与将军李威私通，且闹得人所周知，致使苻坚的血缘不明，让人怀疑他不是苻雄所出。史官也记下了苟太后的风流韵事，并称李威有“辟阳之宠”。苻坚身为一国之主，身世居然有问题，当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。他生怕史官照录其母与李威的关系，给他留下不可抹去的 “污点”，便不顾制度的规定，调阅起居注和史官编修的有关著作，发现其中果然有关于其母和李威私通的记录，他既羞惭又恼怒，下令将这些记录和史稿全部焚毁，并且要拿史官治罪。但负责编修史稿的著作郎赵泉、车敬等人已死，才未造成一场屠杀。
由于原始资料已经烧掉，后来史官只好重新搜集资料，补写这段历史，但有关事实已十不得一，给后人留下了无法解开的迷团。《晋书》的作者房玄龄，在写《苻坚载记》时，对于苻坚的出生，只好按照前朝史官的手法，乱打马虎眼，将其神化一番，说是：“其母苟氏尝游漳水，祈子于西门豹祠，其夜梦与神交，因而有孕，十二月而生坚焉。”也即闹不清苻坚的老爹究竟是谁，干脆说他是神的儿子以蒙混过关。
